近年来，国内外关于马克思研究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就是试图通过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重新解读，还原当时的激进政治思潮的历史情境与思想语境，重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批判维度。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的复兴以及强化，集中地体现在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等经典著作的研读上。在《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剥削现象进行了批判，控诉资本主义制度是剥削制度、非正义的制度，终究要被消灭。由此可见，从剥削与正义的角度看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不仅仅是一部经济学著作那么简单，它同样是研究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必不可少的一部著作。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超越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的复兴，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究竟要在什么理论维度上复兴或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我们认为，在当代政治哲学复兴与西方政治思潮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背景下，言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首先需要有方法论的自觉。而“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立场来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维度，以及政治问题的经济学考量是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不能搁置的基本理论框架。”①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批判与颠倒，不是简单地从政治哲学出发，而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维度上展开的。正如张一兵先生所指认的那样，《手稿》中《导言》“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内化于经济研究过程的思想实验”，开启了一条“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逻辑设定的否定性的实验性的探索思路。”②正是在政治经济学分析维度上，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具有的政治哲学张力在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视域中被重新设定和重新阐释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古典的经济学不是单纯的、与政治无关的经济学，而是与政治有着紧密联系的政治经济学。以生产方式概念为例，古典经济学家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生产方式以及由其决定的经济力量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人们用“生产方式”作为基础来区分社会发展阶段，由此考察相应的政治状况。这种基于对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解读，引出了政治哲学理解中的正义、平等以及革命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马克思正是沿着古典经济学的这个思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指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隐蔽的方式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制度表面上强调自由平等，但实际上是不平等、不自由、不正义的。由此可见，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超越，是奠基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的。

但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规定性在于：在马克思那里，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具有历史性的规定，即资本关系是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永恒化、超历史化的社会形态。因而，同样是强调政治经济批判方法与生产方式解剖的重要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范式又是异质于古典经济学家的。与古典经济学家静态的（非历史的）、单纯从一个视角（非辩证的）出发理解生产方式不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内含了历史的、辩证的理论逻辑意蕴。造成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政治哲学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两者理论出发点的不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理解社会历史、批判社会不合理现状、构架理想的社会形态时，总是从作为主观价值的应该出发，把理性的、抽象的人作为其政治哲学的出发点。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解释与社会批判路径。马克思从根本上否定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作为主体设定的独立的个人，他的政治哲学出发点不是资产阶级抽象的个人，而是“社会的个人”。在马克思看来，斯密、李嘉图式抽象的单个人，只是一种“美学上的假象”。马克思拒斥这种美学的想象，而从“社会个人”出发，把其政治哲学牢固地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奠基之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了“现实的个人”的概念，指出只有“现实的个人”才是观察社会正义问题的出发点。现实的人，就是生活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的人。因而，只有从物质生产和交换活动中，从现实的社会结构中，才能确定个人的本质，也才能获得相应的伦理观念。而《伦敦笔记》后，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独立的个人只是一个历史的结果，而不是前提。马克思的这种政治哲学出发点思想在《手稿》中得到了更系统的、深刻的总结。《导言》开篇就指出，“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③而马克思一说到生产，也“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④在张一兵先生看来，“社会的个人”是马克思物质生产概念中非常重要的内涵之一。“从表面上看，物质生产过程与“社会的个人”发展之间没有什么关联。但在马克思的思路中，物质生产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中介，它所承载的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的内容。”⑤

这样理解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马克思所谓的个人是指历史性的、社会的个人，而不是抽象的个人。正是通过对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与批判，马克思彻底颠覆了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转而从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解剖中来理解与把握资产阶级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力量。我们唯有站在同马克思相同的方法论视域中，才能准确地把握到其政治哲学的独特之处：从“社会的个人”出发，也就是从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出发，深刻地揭露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上的自由与平等，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为一种剥削制度的不正义性。

二、交换中生发出来的表面上的自由与平等

回到马克思的文本，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对正义的关注不在于建构一种正义的理想状态，而是致力于揭示出一条实现人的自由平等之正义目标的现实路径。因此，马克思始终关注人的自由与平等，尤其关注人在现实制度下的自由与平等。其正义思想体系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现存社会经济秩序的批判过程中，对资本与劳动的交换价值关系的经济学剖析中形成的。《手稿》的主体是《货币章》和《资本章》两部分。马克思从货币的讨论开始，接着解决货币向资本过渡的问题。在《资本章》的开端，马克思就指出，“在货币作为货币的完全的规定性上来理解货币是特别困难的”⑥，因而政治经济学家们都企图回避这个难题，他们的办法是抓住货币的一种规定而忘记另一种规定，即不是把它同发展程度较高的生产关系联系起来，而纯粹从形式上阐述货币的关系。这样从简单意义上来理解货币关系的结果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内在的对立在表面上看不见了。”⑦马克思接着说，实际上，只要把商品和劳动还看作是交换价值，只要把不同商品之间发生的关系看作是这些交换价值之间彼此的交换，看作是他们之间的等同，只要考察的是形式的规定，那么在这些个人之间就绝对没有任何差别。因为每一个主体都是交换者，而“作为交换的主体，他们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⑧在马克思看来，自由和平等是不可分的。因此，他接着说：“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在所有方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⑨而所谓自由，是指如果一个人需要其他人的商品，那么他并不是用暴力的方式去占有这个商品，相反，他是承认对方作为所有者而存在。也就是说，谁都不用暴力占有他人的财产，每个人都自愿地转让财产。

马克思承认，同封建主义相比，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因为，在中世纪，平等、自由和社会存在的每一种形式都表现为一种特权。把自由和平等作为个人的权利则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只有当资产阶级无情地斩断束缚人的各种封建羁绊，面对交换价值和现金交易时，人才获得相对于他人的独立性，人也才首次获得了平等。因而，马克思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⑩但是，马克思同时又指出，资产阶级没能够超出时代限制，这种在交换中生发出来的自由与平等仅仅是形式的、抽象的。在《手稿》中，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资本和劳动交换的表面的自由与平等，揭露其交换的非正义。他说：“作为纯粹观念，自由和平等是交换价值过程的各种要素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在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总体上，商品表现为价格以及商品的流通等，只是表面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的背后，在深处，进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个人之间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在人们能看得见的经济运动中，是资本家与工人的交换，资本家拿出的是货币形态的工资，工人付出的是劳动“商品”。在这一交换过程的表面，双方自愿并且平等。可是，交换双方实际上的付出和在交换结束之后的所得，实质上是很不一样的，表面的平等交换下掩盖着实质上不平等。因为在这种表面看起来公平的交换中，资本家“无偿地得到了双重东西：第一，得到了增加他的资本价值的剩余劳动；第二，得到了活劳动的质，这种质使物化在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中的过去劳动得到保存，从而使原有的资本的价值得到保存。”

正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了超出等价交换的一个余额，即剩余价值。资本与劳动交换的这种形式是表面现象，而且是骗人的表面现象！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无产者“一无所有”，只能以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到市场上去与资产阶级进行“等价交换”。但是，一旦离开交换领域，双方的状况就截然不同了，工人成为资本家剥削的对象，因此，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平等仅仅是一种生产的表层而已，“这种生产建立在不通过交换却又在交换的假象下占有他人劳动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社会的平等、人道、自由，“无论如何它只能是一种‘虚无飘渺的幻想’”，而马克思创立的剥削理论，使有产阶级的公道、正义、平等、自由和利益普遍协调一类的虚伪话语顿时失去了根据。

三、“对抗性”的社会关系和实质上的不正义：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剥削理论批判在马克思那里，剥削问题不只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政治和道德问题，它涉及到人的劳动异化、自由与平等、社会正义等诸多领域问题，它表征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那种既对抗又互相依赖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没有直接给剥削下过定义，他关于剥削的一个经典的表述是：“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价值。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輴訛輥在《手稿》中，马克思说，资本通过同工人交换，占有了劳动本身，劳动因而成为资本的一个要素。

它作为有生产能力的生命力，对资本现存的、死的对象性发生作用。“资本家的最大愿望就是让工人尽可能不间断地挥霍他那份生命力。”輵訛輥在笔者看来，《手稿》中呈现出来的剥削内涵更多的反映的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交换过程中表面上的自由与平等关系，另一方面是一种实质上的“对抗性”的社会关系，这种“对抗性”表现在此消彼长的价值分割过程中，即资本家对劳动主体（工人阶级）“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剩余价值问题的考察，是按照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崭新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的。他运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从价值着手，进而分析了货币，然后研究货币到资本的转化，从而接触到资产阶级制度的“核心”即剩余价值，奠定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基础。在《手稿》中，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指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并第一次阐述了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马克思认为，在以交换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本身分裂了，既是创造物质形式（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同时也是形成价值的抽象劳动。在这两者中，马克思更加关注后者。他指出：“应该注意一点，那就是劳动作为同表现为资本的货币相对立的使用价值，不是这种或那种劳动，而是劳动本身，抽象劳动；同自己的特殊规定性绝不相干，但是可以有任何一种规定性。”輶訛輥资本家和工人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两极所具有的性质，使得劳动越来越丧失一切技巧的性质，也就成为越来越纯粹、抽象的活动。懂得这一点，是我们理解全部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什么劳动形成价值、劳动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劳动怎样形成价值的难题，从而建立起了自己的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还区分了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在价值增殖过程中排除了物化劳动的作用，使得活劳动成为解释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马克思说：“资本换进的这种劳动是活劳动，是生产财富的一般力量。”輷訛輥资本正是通过占有他人的这种活劳动而使自己的价值增殖。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把“劳动”和“劳动能力”两个范畴明确地区分开来，阐明成为商品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在他看来，劳动不过是“劳动能力”的表现或技能。懂得这一点，是我们理解剩余价值理论的关键。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首次提出并加以论证劳动力商品的二因素问题，并阐明劳动力商品的特珠性之所在：劳动力商品不同于一般商品的特殊性质，并不在于它的价值，而在于它的能够“创造价值的使用价值”，从而揭露了剩余价值的起源和本质。马克思断言剥削发生的基础就是这活劳动创造的价值和劳动力价值（工资）存在的差额，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就是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这是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剩余价值问题。

对于马克思来说，剩余价值就是超过等价物的价值，是从资本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本身内部表现为剩余劳动，本身具有活劳动的形式。”輮訛輦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无非是对象化了的活劳动的一定数额———剩余劳动的数额。而资本无止境地追求发财致富的欲望，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必然是价值增殖过程。资本家必然会把工人的劳动时间延长到为补偿劳动力价值所需要的时间以上，生产过程中活劳动创造的价值必然超过劳动力的价值，从而产生剩余价值，即“它本身无非是一般劳动超过必要劳动的余额”輯訛輦。因此，工人一进入生产过程，就已经决定了他们的劳动时间必然包括两部分，即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工人在必要劳动时间内所付出的劳动（必要劳动）只是再生产其劳动力的价值，而工人的剩余劳动则为资本家创造了剩余价值，从而形成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于是据此清晰地展开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在于在劳动力市场上买到劳动力这种商品，该商品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即能创造出远远高于其自身价值的价值。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进入生产过程中，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要劳动再生产劳动力价值（工资），而剩余劳动形成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剥削就是剥夺了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马克思正是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揭开了资本主义不平等的面纱，并第一次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二重性，提出了“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固定资本”、“流动资本”輰訛輦的理论，揭露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正是通过剩余价值理论，资本主义社会实质上的不自由、不平等、“颠倒的”、“对抗性”的社会关系得以呈现出来。

四、马克思“批判正义”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从来不是抽象地探讨正义、平等、自由等问题，总是从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出发，将政治哲学批判寓于政治经济学分析之中。马克思没有正面阐述过正义理论，但是其一生都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非正义现象的批判。他的正义观可以说是一种“批判正义”观，他的正义理论是我们研究其政治哲学的一个焦点问题，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由前文论述可知，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正义的批判依据的方法论工具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马克思的这种基于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政治哲学方法论即使拿到当代社会历史理论的语境中，仍然具有极强的学术穿透力。但遗憾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的方法论范式实际上是未被重视的。人们一谈到方法论，头脑中立刻呈现出来的是辩证的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以及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方法相结合的研究与叙述的方法等等。当代政治哲学中诸如阶级斗争、全球化、文化认同等焦点问题则往往用的是西方文化语境中的文化政治学、符号政治学等解释模式，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不在场”。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而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立场的缺失，仅从西方政治哲学话语体系来移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问题域，不仅带来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有效性问题，而且更严重的是将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陷于一种“无根性”的境遇之中，这会使“我们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喧嚣中丢失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輱訛輦。而放弃了生产方式分析的政治经济学视角，从抽象的公平与正义演绎出来的政治哲学，其实质是资产阶级的庸俗政治价值与人学的形而上学悬设，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所极力批判的。

其次，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哲学进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阐明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和剥削的不合理性、非正义性以及历史性，对于我们今天批判新自由主义思潮，回应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颠覆”与重构，以及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指出了资产阶级所谓的“永恒正义”的历史性和具体性；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出发，揭露了资产阶级正义观的狭隘性，形式上的正义而实质上的不正义性。这些理念不仅一方面有助于人们增强社会主义信念，坚信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公正的社会制度；另外也是我们今天批判新自由主义所依据的核心的理论武器。当代新自由主义不过是传统自由主义的延续，其本质上仍是一种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正义形态的批判，所持的观点与方法论在当代并没有过时，总体上仍适用于对当代新自由主义及其正义理论的批判。另外，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正义形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为我们回应形形色色的重构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自马克思提出剥削理论以来，剥削就一直为世界各国学者们所普遍关注，也是一些西方学者试图消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突破点。以约翰•罗默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剥削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重新解释，他们运用西方分析哲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分析方法从“财产关系”、“分配不公”和“剥削非正义”等多角度进行了分析论证，认为当今世界的剥削内涵发生巨大变化，剥削不再主要源自剩余劳动，而是产生于财产（产品）分配的不公。他们撇开具体的生产过程，仅从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来分析剥削，认为不需要劳动力的交换，只要存在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就会产生剥削。他们所说的剥削，是从剩余价值的分配过程中进行的分析，而不是立足于生产过程。这无疑是颠倒了主次，而仅从分配领域考察剥削，撇开生产过程，就不能把握剥削的真正来源，揭示剥削的秘密。在分析与重构的过程中，他们最大的错误则在于不约而同地抛弃了劳动价值理论这个科学前提，而回击所有这些对马克思剥削与正义理论误读、篡改和颠覆的武器就是重新拿起马克思的批判正义理论。马克思对正义的最大关注就是从现实的社会个人出发，阐述超越形式意义上的真正自由和平等的正义原则，论证其社会正义的目标是维持人的生命存在与自然所赋予的潜能的全面发展的统一，这对于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而言，无疑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