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永成

（上海理工大学，上海市200093）

摘 要：从知识的角度看待产业集聚，产业集聚的深层含义就是知识集聚。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在空间上出现了明显的集聚趋势，生产者服务业在国际性大都市集聚，形成种类各异的生产者服务业集群，成为经济增长重要的驱动因素。引致生产者服务业集聚的因素有知识因素、经济活动密度、城市规模和信息化水平等等。知识资本因素、科学系统、知识服务体系以及制度知识是生产者服务业集聚的知识因素。

关键词：生产者服务业；集聚；知识；依据

 

一、引言

产业集聚（Industry cluster）是指产业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各生产要素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不断聚集的一个过程。波特（Porter,1998）认为，产业集聚是在某一特定区域中，一群地理邻近、相互关联的企业和机构以彼此的共性和互补性相联结的现象。[1]产业集聚既有制造业的集聚，又有服务业的集聚。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服务业内部结构呈现出新的特点，知识含量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生产者服务业得到快速发展。而集聚作为生产者服务业发展过程中非常有效的组织形式，已经成为当今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趋势。生产者服务业的集聚与制造业企业的集聚有着相似的动因，即产业在某一区域的集聚会产生“聚集经济”(Agglomeration economies),而聚集经济使得集群中的企业共同分享集聚的收益与企业成本的节约。[2]具体而言，集聚经济具体表现为企业成本的降低，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网络效应等等。然而，由于生产者服务业是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作为主要投入的产业，与制造型的企业集聚相比，两者之间既有共性又有很多不同之处。

二、生产者服务业的区域集聚

许多经济发达地区都受益于制造业或服务业在当地的集聚。如加州的硅谷(Silicon Valley)、波士顿的128公路（微电子产业集聚）、纽约曼哈顿、印度北方邦的阿格拉（鞋业集聚）、印度的班加罗尔地区（软件业集聚）、巴黎拉德芳斯新区（现代服务业集聚）、以色列特拉维夫硅溪（Silicon Wadi）（高科技产业集聚）、德国索林根(刀业集聚)、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业集聚）等等，得益于当地的产业集聚，这些地区的经济都呈现出较高的发展水平（参见表1）。在产业集聚中，生产者服务业的区域集聚尤其引人注目。生产者服务业作为近十多年来世界经济中增长幅度最快的行业之一，其增长速度远远超出服务业的平均增长水平，但生产者服务业在区域间的分布是不平衡的，高级生产者服务业（APS）往往集聚在核心城市。

表1  生产者服务业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区域性集聚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二战后，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成为许多大都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产业基础看，许多大都市（尤其是国际性大都市）GDP的增加值、新增就业人口都主要来自生产者服务业；从功能上看，大都市的总部功能、创新功能、及资源配置功能等都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生产者服务业得以实现。在过去二三十年中，生产者服务业是纽约、伦敦等国际化大都市发展最迅速的产业。例如，纽约的生产者服务行业所占就业比重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就持续上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等部门所占比重则持续下降，纽约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的经济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强大的生产者服务业。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伦敦中心区的生产者服务部门在总就业中的比重持续上升，而其他行业出现了下降趋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京情报信息业、广告业、金融保险业等发展非常快。[3]又如，在我国长三角地区，上海被定位为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的国内和国际中心，优先集聚了票据清算、离岸金融交易、证券市场、港口物流、国际技术中介、信息咨询、会展、跨国营运等生产者服务业。南京、杭州等地区性大都市则成为生产者服务业的区域中心，着重发展中小型的生产者服务企业，集聚了针对中小客户的灵活的金融交易、风险投资、区域物流中心、区域技术中介、信息服务等。这样，中外的生产者服务业基本上形成了围绕国际性或地区性大都市区域集聚。

三、生产者服务业区域集聚的影响因素

1. 经济活动密度

大多数经济活动发生在城市，城市作为一个区域的增长极，又带动着区域经济的发展，经济活动密度在区域的经济增长中具有明显的规模收益递增效应（陈日新等，2009）。经济活动密度可以用一定区域范围内每平方公里的城市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的GDP数量、公司数量、道路网的密度等指标来衡量，经济活动密度是生产者服务业区域集聚的重要影响因素。例如，日本现有人口1.26亿，东京都市圈就集聚了近3670万人，约占日本总人口的28%，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高达16773人；2009年东京的GDP为18771亿美元，甚至高于纽约的11265亿美元，以东京都2188平方公里的面积计算，每平方公里的GDP高达5790美元，这种高的经济活动密度引致了东京生产者服务业的高度发达，除了居于中心地位的东京之外，还在横滨、浦和、柏市、千叶、叮田等多个副中心高度集聚了金融、批发、信息相关产业和专业服务产业、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等生产者服务业。又如，从我国的情况来看，经济活动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从单位土地面积所创造的GDP和所承载的人口看，表现为“东密西疏”，并由东向西梯次降低。这种差异使得经济活动和人口聚集出现了较大的不同。我国生产者服务业的集聚区域基本上都在东部地区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经济活动密度高的地区，目前，土地面积仅占全国14%的东部地区创造了约占全国近60%的国内生产总值。笔者认为，经济活动密度的提高有助于增加生产者服务业的集聚。

2. 知识因素

知识因素在生产者服务业的集聚中有重要的作用。自马歇尔(Marshall,1890)以来，经济学家和经济地理学家多致力于制造业集聚问题的研究，对服务业集聚的研究很少。对于已经研究得比较充分的引致制造业集聚的原因，普遍的观点是，节约运输成本、劳动力市场和中间产品的共享、专业化的服务等，其他如交易费用的降低、企业间学习效应的增进、集聚对企业规模经济的促成也被列入其中。然而这是对于制造业集聚现象考察后得出的结论，对于服务业集聚则未必完全适用，许多研究服务业的学者（Scott,1988; Storper,1995; Henry,1999.etc)都持有这种观点。对于生产者服务是作为其他企业的中间投入，这种中间投入主要是定制化的专业技能和知识的供给，故知识溢出作用较为明显，且企业间的知识外溢可以跨越行业的界限，从而获得范围经济。生产者服务业集群中企业间存在着集体学习(Collective learning)，这种集体学习能够提高集群中企业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Keeble等提出生产者服务业的研究更应该从集体学习和创新环境等视角来分析集聚的影响因素和集聚带来的利益。[4]

3. 城市规模因素

在区域经济学看来，城市规模的扩大会给城市的产业发展（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带来正的外部性。城市规模是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而不断拓展的。从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经验来看，在城市化的初期，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是城市化最重要的动力之一，然而，在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服务业在城市中的地位明显上升，城市的服务功能不断增强，服务业则逐渐在城市集聚，而制造业则逐渐向城市以外的地方转移。这种制造业和服务业交替成为主导产业的现象，似乎是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律。Alonso（1964）构造了一个企业投标租金模型，该模型有效地解释了面对大城市昂贵的土地租金，服务业因其更高的附加值得以在大城市集聚的原因。当然，并不是说城市规模越大越能促进产业集聚。在这个问题上，Alonso（1964）的最优城市规模理论提出，集聚经济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5] Mills（1967）也认为，伴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随之而来的交通拥挤、生活成本攀升、城市的环境污染加剧等则会使得产业规模（也包括生产者服务业）逐渐从集聚向不集聚转变。在城市规模与生产者服务业影响因素关系的问题上，陈建军等通过对中国222个城市的经验数据的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城市规模每增加1个单位，生产者服务业集聚度将提高0.039个单位，这似乎从定量的角度对生产者服务业在城市发生集聚给出了一个解释。[6]在一定范围内，城市规模的扩大能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4. 信息化水平

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区域之间运输成本的节约是保证产业集聚稳定的重要因素，然而就生产者服务业而言，其大部分产品是无形产品，故运输费用的节约对于生产者服务业的集聚似乎缺乏解释力。Moulaert & Gallouj（1993）认为除了物流业对运输成本的依赖较重外，其他生产者服务业对运输费用的成本节约并不是解释诸如高知识含量的服务业的集聚的重要原因。[7]这就引出这样一个话题，现代信息化技术对生产者服务业集聚到底是什么作用？以金融服务业为例来看，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金融业提供的某些后台服务完全能够异地实时进行，不再需要与客户面对面地完成彼此间的交易，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极大地拓展了生产者服务业的服务空间。当然除了金融服务业可以利用现代信息化技术扩大服务半径外，会计、法律、咨询等商务服务业的某些服务环节也可以利用IT技术提升服务质量，因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信息化水平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企业的运输成本，成为影响生产者服务业企业集聚的极为重要的因素。Carbonara（2005）认为信息技术不会改变原有集群的结构，但它会使得集群中的企业和其他集群中的企业建立了无形的网络关系[8]，此外，现代信息技术甚至会形成“虚拟集群”。实际上，信息技术降低了企业间的沟通成本，极大地拓展了生产者服务业集群的虚拟边界，为其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尽管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公司员工没有必要集聚在一个地方工作，从而使得产业有分散的趋势，但更多的学者还是认为，现代信息技术净影响是促进产业集聚的。国内有的学者就此进行了实证研究，在他们的研究中，信息化水平对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生产者服务业集聚有正面影响（陈建军等，2009），这表明信息化水平提高促进了生产者服务业的集聚。笔者认为，在一定意义上，信息化水平的提高能促进生产者服务业集聚。

在综合分析国内外学者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认为，经济活动密度、知识因素、城市规模、信息化水平等是影响生产者服务业集聚的几个重要因素。当然，其他一些因素，如政府政策的介入、特殊的地理区位、长期形成的产业传统等也会对生产者服务业的集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然而，要对这些因素在生产者服务业集聚过程中所起作用进行逐一分析，并对其发挥作用的程度进行定量分析并非易事，这需要各种复杂而大量的数据采集，以及精巧的分析设计，囿于篇幅，本文接下来仅就影响生产者服务业集聚的知识因素进行探讨。

四、生产者服务业集聚的知识因素分析

Gruble & Walker（1989）、Coffer（2000）认为，生产者服务业大部分使用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作为主要的投入，因而他们的产出包含有大量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服务。企业知识论认为企业是产出知识和积累能力的载体，当我们从知识的视角理解生产者服务企业的竞争优势时，就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由于生产者服务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形成和积累了差异性的知识，因此，生产者服务业中不同企业的专业化分工实际上就是不同的知识分工，知识分工加速了单个企业的知识积累，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在生产者服务业的知识积累过程中，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的获取对企业创新是至关重要的，而隐性知识的获取要求各主体间面对面的交流，这从客观上要求各知识主体在地理相互邻近。

1. 知识资本因素

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过程的迂回化特征和知识资本的巨大作用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生产过程越是迂回化，产业链就越长，附加值就越高。知识资本的投入越大，作为中间投入的生产者服务也就越重要，而生产者服务正是把智力资本引入商品生产部门的通道和飞轮（Gruble & Walker,1989）。知识资本以知识为主体，可参加社会再生产循环，是具有高增值性的资本化的知识要素。知识资本主要由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两部分构成，人力资本主要是通过人力投资形成的资本化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本是生产过程中非常有用的技能存量。技术资本主要是通过对研究开发活动的投资形成的资本化的技术成果，技术资本也就是知识。由于知识的生产和物化在专业化分工体系中是由现代生产者服务部门承担的，所以，向最终产出部门源源不断地投入各种形式的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就成为这个部门的基本职能。知识资本作为生产者服务业集聚的知识基础，是生产者服务业集聚发展的重要引致因素之一，知识资本存量的大小直接影响到生产者服务业在某一区域的集聚程度的大小。笔者认为，生产者服务业的区域集聚首先是由区域内知识资本存量决定的；其次，创新活动的区域性要求空间区域邻近的企业家、研发人员等能够实现频繁的正式和非正式接触。

2. 科学系统

对现代国家而言，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已经成为知识的载体和重要的创新源泉，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且成为决定性因素。在这一进程中，知识正日益成为物质生产中最重要的因素。科学系统在生产者服务业的集聚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以信息技术的重要策源地硅谷为例，我们可以窥见科学系统在促进生产者服务业发展和集聚上的强大功能。硅谷是斯坦福大学、斯坦福科技园、以及周围的高科技企业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最成功的生产者服务业集群，萨克森尼的《地区优势》和威廉·米勒等主编的《硅谷优势—创新与企业精神的栖息地》等都提到斯坦福大学的研究机构与企业的相互作用是硅谷企业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斯坦福大学为硅谷的高科技公司输送着一批又一批的硕士和博士毕业生，成为该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智力库。表2是国内外一些生产者服务业集聚区域的科研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的分布情况。实际上，在很多国家的生产者服务业集聚区域，我们不仅观察到大量的知识资本存量的存在，还会发现众多研发机构和高等院校的集聚。

表2 国内外一些生产者服务业高度集聚区域的科研、高等教育机构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3. 知识服务体系

生产者服务业的集聚离不开有效的知识服务体系，这包括：

（1）与人力资本和产业创新相关的服务体系。如人力资本的激励制度、产学研的结合等，这些服务体系应该能够有效地促进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推动生产者服务企业间的知识交流和知识创新。

（2）与客户资本(Customer capital) 相关的服务体系。客户资本是企业与客户、企业同各种社会组织间的关系所隐含的价值。具体而言，生产者服务业集聚区域内应该吸纳人力资源培训机构、科技服务中介机构、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入驻，甚至还要吸纳处于相关产业链不同位置的企业的进入。

（3）有利于规范和协调知识创新的服务体系。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建立产业（生产者服务业及关联产业）知识的管理与共享体系，建立生产者服务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对生产者服务企业的知识创新尤为重要。此外，类似针对技术创新的财政补贴，公共创新的实验平台等知识创新过程的保障制度皆需完备。

4. 制度知识

制度因素影响着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影响着生产者服务业集聚的程度。制造业的发展和服务业的发展对制度环境有着截然不同的要求（陈志武，2004）。产权保护有力的国家，其服务产业往往也比较发达，而产权保护不力的国家，其现代服务业不发达。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对产权和合约权益保护有着不同程度的依赖性，制度知识欠缺的国家不利于现代服务业发展，不同国家现代服务业之间的实证比较研究证实了这一点（陈志武，2002）。

我们可以比较中国和印度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情况。1980年，印度现代服务业占GDP的36.6%，中国现代服务业占GDP 的23.8%。但到2002年，这两个比重分别为50.7% 和27.5%。同一时期，印度的现代服务业在其经济中的分量增加了14.1个百分点，而中国的只增加了3.7个百分点。一方面，这说明中国并没利用这期间制造业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带动现代服务业同步或更快地增长，没能发挥出更大的内生增长潜能。另一方面，中国与印度在同是人口众多、劳动力便宜的条件下，各自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发展相应的行业，中国选择了制造业，而印度则利用其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优势选择了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

五、案例：知识因素与硅谷的繁荣

硅谷是斯坦福大学、斯坦福科学园、以及周围的高科技企业相互作用所形成的举世闻名的企业集群，萨克森尼的《地区优势》和威廉·米勒等主编的《硅谷优势—创新与企业精神的栖息地》等都提到斯坦福大学的研究机构与企业的相互作用是硅谷企业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

首先，从知识资本来看，自20世纪50年代，斯坦福大学为硅谷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本，充足且优异的人力资本是硅谷得以繁荣的重要因素。斯坦福大学是人才济济的地方，在1300多名教师中有321名院士，其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就有89名、文理科学院院士167名、国家工程科学院院士65名，还有诺贝尔奖获得者21名。如此雄厚的师资力量，为培养世界顶尖的各类人才奠定了基础。此外斯坦福大学始终把科学研究作为核心，追求科研与教学两个方面的卓越，注重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出既有专业知识又有企业家精神的高素质学生。如硅谷最早的两名创业者­——威廉·惠利特和戴维·帕卡特就是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他们由于研制出音频振荡器而创办了惠普公司，现在，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已是世界闻名的公司。

其次，从科学系统来看，硅谷的斯坦福大学、斯坦福科技园、以及大学荣誉合作研究项目已经成为知识的载体和创新的重要源泉。斯坦福科技园中的研究机构是斯坦福大学与周围企业的桥梁，使得斯坦福最新的研究成果得以产业化。而大学荣誉合作研究项目使得当地公司能够派遣他们的员工在职读书在斯坦福接受高等教育，这项计划增强了企业与大学的联系。

再次，从知识服务业体系看，硅谷有很好的风险投资机制，使得高新技术企业得以在短期内迅速成长。在硅谷，成功的创业者会为新公司的成长投入资金并提供管理经验。在1960年代，硅谷就有了自我支持的金融系统，凭借企业自身所积累的资金再投资、培育一批又一批的企业家。当前IT业著名的微软公司、英特尔公司、苹果公司、IBM公司等都是靠风险投资发展起来的高新技术企业，他们也在向高技术中小企业注入风险资金。到1980年代，国际金融机构在硅谷开设办事处，建立了200多家的风险投资公司，占整个美国创业资本的35%。

最后，制度因素影响着资源配置的效率，也是影响着生产者服务业集聚的程度。市场经济制度完善的地方，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高。硅谷的人才流动非常频繁，这就增加了知识溢出引致的技术创新。

六、结论

生产者服务业在快速发展过程中，空间上出现了明显的集聚趋势。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生产者服务业在国际性大都市集聚发展，形成生产者服务业集群，并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发动机。中外的生产者服务业基本上形成了围绕国际性或地区性大都市区域集聚。本文认为引致生产者服务业集聚的因素有以下几点：经济活动密度的提高有助于增加生产者服务业的集聚；知识因素在生产者服务业的集聚中有重要的作用；在一定范围内，城市规模的扩大能促进生产者服务业集聚；在一定意义上，信息化水平的提高能促进生产者服务业集聚。从知识的角度看待产业集聚，产业集聚的深层含义就是知识集聚。

知识资本因素、科学系统、知识服务体系以及制度知识是生产者服务业集聚的知识因素。从知识资本来看，生产者服务业的区域集聚首先是由这一区域的知识资本的数量与质量决定的，并且区域性的创新活动也要求空间距离相近的投资者、企业家、研究人员等正式和非正式的接触；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已经成为知识的载体和创新的重要源泉；有效的知识服务体系为生产者服务业集聚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制度因素影响着资源配置的效率，也是影响着生产者服务业集聚的程度。

 

*本文系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数字出版的产业集聚效应研究”（项目编号：12YS061）、上海理工大学博士启动项目（项目编号：1D11309002）和上海理工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1XSY16）的部分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