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倩

                                 （黄淮学院文化传媒学院，河南 驻马店 463000）

内容摘要：汉代文人五言诗有着作者丰富的交际意图，这些交际意图是通过诗歌中的前景化设置和话语暗含表达出来的。“游子”形象的前景化设置表达了汉代文人对仕途的追求；“思妇”形象的前景化设置表达了汉代文人对爱情的渴盼。从话语暗含的角度来看，汉代文人五言诗中的思妇诗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作者追求仕途的寄托之作。

 

对文学文本来说，交际意图是作者通过该文本的写作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作者现实中的人生理想和人生追求在作品中的曲折体现，是隐含在字面意思背后的信息。汉代文人五言诗中的交际意图既有对仕途的追求，也有对爱情的渴盼，这些交际意图是通过诗歌中的前景化设置和话语暗含表达出来的。

一、汉代文人五言诗的前景化设置与交际意图

前景化理论本属于美学范畴，后来被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借用到文体学范畴，继而由布拉格语言学家加以发展，韩礼德等人又将其完善。前景化是对“标准常规的系统违反”，是“引人注目的、新颖的”[2]。韩礼德和利奇把前景化定义为是“有动因的突出”，“包括数量上的突出和质量上的突出”[3]。“前景化理论认为，语篇中的某些部分比起其他的部分更能引起读者的注意，能够在读者心中产生显著的效果。”[4]总之，前景化既是美学和风格学中的术语，又是文体学中的术语，它是一种语言现象，这种语言现象常常因为偏离一般语言的常规而引人注目。在文学语用学和语篇分析中，经常会用到前景化理论来分析语言现象。前景化是作者实现其交际意图的一种手段，创作者为了达到自己的交际目的，会在文本中凸显某些因素以吸引读者的注意。

前景化理论也常常用在对诗歌语言的分析上，利奇把诗歌语言的变异分为语音变异、词汇变异、语法变异、语义变异、书写变异、语域变异、方言变异和历史时代变异等八种形式。笔者认为，汉代文人五言诗中的前景化设置主要表现为作者通过一系列的语言手段反复凸显“游子”和“思妇”的形象，形成“游子”和“思妇”形象在数量上的突出，将之置于诗歌中最引人注目的位置，以此实现自己的交际意图。

在汉代文人五言诗中，作者更多的是中下层文人，而抒写的最多的也是“游子”的形象，尽管其中有一些人在仕途上取得了小小的成功，比如秦嘉，据他在《赠妇诗》诗序中说，他担任的只是“郡上计”的职务，这在汉代是郡国派往首都办事的官吏，正因为他赴京办事，与病中的妻子徐淑告别，写下了《赠妇诗》三首，其情哀切。我们不能否认是他们夫妻的琴瑟和鸣才让别情依依，但其人生的悲怆感也时而流露于笔端，诗歌开篇即道“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可见，人生的短暂和艰难困苦是秦嘉最大的感受。还有班固，他只是一个史官，但却有着两次被捕入狱的经历，最后死于狱中，所以有人认为，他的五言诗《咏史》就是有感于自己遭罪下狱无人搭救，才写下了缇萦救父的咏史之作。蔡邕在他的五言诗《翠鸟》中所写的翠鸟的形象其实正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幸脱虞人机，得亲君子庭。驯心托君素，雌雄保百龄”，透露了作者企图远祸全身的心情。通过这些作者和他们作品中的形象，我们可以窥知当时仕途的艰难。

郦炎的《见志诗》中更是直言不讳地表达了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命运：“贤才抑不用，远投荆南沙。抱玉乘龙骥，不逢乐与和”；而赵壹的《刺世嫉邪赋》中的《秦客诗》和《鲁生歌》，借诗中“秦客”和“鲁生”之口，表现了“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的社会现实。这些对现实的揭露与批判其实是作者渴望政治清明、仕途顺畅的交际意图的体现。

    被萧统视为苏武、李陵所作的几首五言诗《良时不再至》、《嘉会难再遇》、《携手上河梁》、《骨肉缘枝叶》、《黄鹄一远别》、《结发为夫妻》、《烛烛晨明月》等，诗中除《结发为夫妻》外，都是落魄失意、天涯漂泊的游子形象，他们尽管在失意中备受人生的煎熬，却又执着于仕途之路。

《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这十九首诗歌中除《迢迢牵牛星》之外，剩余的十八首几乎每首都有游子的形象：《行行重行行》中“游子不顾反”，且“相去万余里”又“相去日已远”，是忘记了当初的铮铮誓言，还是“浮云蔽白日”，为他乡女子所迷惑，这当然都是思妇的猜测罢了，结合当时士子们游宦成风的社会现实，我们不能排除在这里游子的义无反顾是因为对仕途的孜孜以求；《青青河畔草》中“行不归”的荡子，置家中体态盈盈、容貌皎皎、装束娥娥、素手纤纤的美貌妻子于不顾，也可能是一个执着于仕途追求、忘却儿女情长的形象；《青青陵上柏》中的游子驱车策马，游戏宛洛，这里的“宛”是东汉的南都，即今天的南阳；“洛”是东汉的都城，即今天的洛阳。主人公穿梭于这繁华之都，流连于达官显贵们云集的地方，很显然有遍谒诸侯、以求显达于世的交际目的；《今日良宴会》中所描写的不是一场普通的宴会，有飘逸的筝声，有美妙的“新声”，有“令德”的“高言”，有无以言表的欢乐，这是一场上流社会的欢宴，作者身置其中，感慨万端，要“策高足，先据要路津”，这种摆脱贫贱、快马加鞭、先据要津的努力正是主人公要彰显才情、追逐功名的交际意图的自然流露；《西北有高楼》刻划了一位徘徊中路的游子驻足谛听高楼上的弦歌声，最后发出“愿为双鸣鹤，奋翅起高飞”的呼唤，这是漂泊天涯的游子对“知音”的苦苦寻觅，寻觅知音是要寻找现实社会中的知遇之人，是诗人期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渴望留名于世的交际意图的最终体现；《明月皎夜光》中的游子游宦京华，面对“同门友”的青云直上，面对“同门友”如遗迹般的背弃，尽管他发出了“良无盘石固，虚名徒何益”的愤慨，但他又是多么希望当年的“同门”好友能从青云间垂下贵手，提携自己一把，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与友人比翼齐飞、遨游碧空；《冉冉孤生竹》中那位被思妇比喻为自己可以依靠的“泰山”的游子，却是“轩车来何迟”；《庭中有奇树》中的思妇“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却是“路远莫致之”，这些让思妇们苦苦思恋的游子们忙于仕途的追求而忘却了儿女情长；《回车驾言迈》刻划了一位“悠悠涉长道”的游子更是参悟了人生的真谛，发出“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的肺腑之言，认为人生短暂，只有青史留名才是弥足珍贵的事情，所以，诗人要在短暂的人生旅途中，不失时机地追求功名，以求显达于世、名垂千古；《东城高且长》写了一位“涤荡放情志”的游子，他徘徊于都城洛阳的东城门外，高高的城墙，鳞次栉比的楼宇是他可望更想及的地方；《驱车上东门》中的游子之所以发出“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的慨叹，是他长期以来追求仕途而不得的结果，也是他有感于老之将至而壮志难酬的紧迫感的体现；《去者日已疏》中的游子听到的是悲风萧萧，看到的是满目丘坟，可是，“思归故里闾，欲归道无因”，骨肉团聚的天伦之乐虽然是游子的心理期盼，然而，自己老大无成、两手空空，又如何去见江东父老？于是，就只有把归思之心抛却在飘渺的宇宙大荒之中而继续自己的仕途求索之路了；《生年不满百》中“秉烛游”的游子也是“常怀千岁忧”，忧什么？忧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忧自己的人生价值无法彰显；《凛凛岁云暮》中“无寒衣”的游子仍然一如既往跋涉在漫长的求仕之途；《明月何皎皎》也刻划了一位久客异乡、愁思辗转、夜不能寐的游子形象，尽管仕途阻滞、进退两难，尽管乡愁绵绵、辗转反侧，尽管他也告诫自己“不如早旋归”，但还是为营求功名而旅居京师；《孟冬寒气至》和《客从远方来》分别写了一位温情脉脉、托书捎物回家的游子，尽管思乡念亲、情意浓浓，但仍然执着于他们的追求而没有归期。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见，汉代文人五言诗中有许多浪迹天涯、漂泊在外的游子形象，这是东汉末年游宦成风，游子们为求仕而离乡背井、弃家远游的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作者把这一形象置于诗歌中最显眼、最突出、最引人注目的位置，且反复书写，意在表达作者追求仕途成功、留名于世的交际意图。

汉代文人五言诗中除了引人注目的游子形象，就是思妇的形象了，对思妇形象的设置与书写表现了诗人们在追求仕途无望的情况下转而希望爱情美满的交际意图。

张衡的《同声歌》以新婚女子之口表达爱夫思夫之情，诗歌描写了夫妻间美满快乐的婚姻生活，诗中的妻子谨慎勤勉、克己真诚、温柔体贴，“思为莞蒻席”，“愿为罗衾帱”，生动地表现了妻子对丈夫的挚爱、深情和体贴。《行行重行行》刻划了一位思妇真挚而痛苦的爱情呼唤。“衣带日已缓”写思妇思念丈夫日渐消瘦、衣带宽松；“思君令人老”写思妇容颜憔悴、红颜已老、青春已逝，尽管形容枯槁，可自己仍然没有放弃对爱情的等待，最后主人公告诫自己“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与其憔悴自弃，还不如努力加餐，保重好身体，留得青春容光，等待来日的相会，这是一位孤独愁苦又执着于热烈相思的痴情的女子。《青青河畔草》刻划了一位独立楼头、体态盈盈、风采皎皎、装束娥娥、素手纤纤的美貌女子倚窗当轩，感叹“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是一位期盼夫妻相聚望眼欲穿的女子。《西北有高楼》写了一位悲如杞梁妻的女子在高楼上借音乐抒发自身的悲凉，“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不尽的悲哀随琴声倾泻，幽怨的叹息伴清风飘荡，在诗中，我们见不到这位高楼佳人的装束和容貌，只听到她那幽咽的琴声和幽幽的叹息，但无人疼爱的孤独悲苦的知音之伤却充溢在诗歌的字里行间。《涉江采芙蓉》和《庭中有奇树》分别写了一位思念丈夫，折芳赠远而不能的思妇，一个是“所思在远道”（《 涉江采芙蓉》），一个是“路远莫致之”（ 《庭中有奇树》），她们所要赠与的人远在天涯，剩下的就只是悠长的相思之痛了。《冉冉孤生竹》同样是思妇的怨别之作，诗歌用“泰山”来比喻远方的男子在思妇心中的地位，用“兔丝”和“女萝”两种蔓生植物的茎蔓相互牵缠来比喻男女双方的生命的结合，也用来比喻女子对男子深深的依恋。这位痴情的女子始终坚信“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尽管担心自己像短暂的“蕙兰花”一样“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可最后，这位思妇仍然发出“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的心声，她相信自己的心上人会坚持高尚的节操，而自己也会一如既往守望自己的爱情。《迢迢牵牛星》写牵牛和织女夫妇的离隔，“纤纤擢素手，札扎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织女虽然伸出素手，却无心机织，只是抚弄机杼，涕泪如雨，这又是一位饱含离愁的寂寞凄苦的思妇形象。《东城高且长》写了一位绝色的燕赵佳人“当户理清曲”，“音响一何悲”，这位罗裳飘拂、仪态雍容的佳人所弹的琴声却是悲婉动人，其悲婉动人的乐声背后所隐含的是佳人身世的凄凉和孤苦。《凛凛岁云暮》中的思妇，因为“独宿累长夜，梦想见容辉”，结果真是思极而成梦，梦见丈夫的殷殷眷恋，梦见丈夫依稀如当年初来迎娶的欢爱，梦醒后的思妇哀怨满怀，只恨自己没有晨风一样的双翼，不能凌风飞起，去追寻丈夫的踪迹。《孟冬寒气至》中的思妇把丈夫的家书视为至宝，置于怀袖之中，一是让它贴近自己的身心，一是方便自己随时取出观看，这份全心全意、彻头彻尾的爱足以感天动地。《客从远方来》可谓是《孟冬寒气至》的姊妹篇，其中的思妇收到了远方的丈夫托人捎回的“一端绮”，于是感叹“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当即将之裁为合欢被，并“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著”是充实之意，“缘”指被的饰边，痴情的思妇将一床简单的被子赋予了深层的含义：被中的丝绵使她联想到男女相思的绵长，边角的装饰使她想到他们的夫妻之情永结难解，而且，最后用“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来感叹，说明他们夫妻的恩爱如胶似漆，永远无法分开。

由上可知，在汉代文人五言诗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孤苦难耐却又痴情相思、忠贞不贰的思妇形象，这是作者除游子之外的又一个前景化的设置。

需要指出的是，文人诗中的思妇很可能是男性的拟作。马茂元先生认为：“文人诗和民歌不同，其中思妇词也还是出于游子的虚拟。在穷愁潦倒的客愁中，通过自身感受，设想到家室的离思，因而把同一性质的苦闷，从两种不同角度表现出来，这是很自然的事。”[5]比如张衡的《同声歌》。据此，我们可以推测，汉代文人五言诗中的思妇形象大都可能是通过男性的代言而表现出来的，这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独特的视角，即男子作闺音现象。中国古代诗歌中男子作闺音的现象很复杂，这不属于本文所要探讨的内容。但我们认为，汉代文人五言诗中的男子作闺音现象正是诗人体现其交际意图的表现。在汉末那个世道混乱和不堪的社会，尽管游宦成风，男人们企图通过游宦的方式博取功名，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是作者通过“游子”形象的前景化设置所要达到的交际意图。但是，仕途的阻滞不畅，人生的落魄和失意让游子们感到仕途的渺茫、此生的无望，在万般无奈的困顿中，他们希望有一份幸福美满的爱情，希望有人为自己痴情，希望有人眷恋自己，等待自己，守望自己，于是便有了汉代文人五言诗中这林林总总的痴女和怨妇，痴情者一如既往，哀怨者望眼欲穿，这是失意的游子们心中的一份温馨和幸福，更是仕途困顿的游子们人生末路的憧憬与希望，是他们在官场受挫或求仕而不得之后的最后的精神寄托和心灵的归依，就象张衡，他生活在东汉由盛转衰的时代，政治黑暗，宦官擅权，在朝为官的他因正直敢言而离馋遭毁，终生郁郁，《同声歌》中所描写的那位温柔贤淑、痴情勤勉的妻子应该是他最后的精神寄托，而诗中所描绘的美满快乐的爱情生活应该也是张衡人生失意之后的精神家园吧。

“话语暗含”是运用语言进行交际所产生的结果。在言语交际中话语暗含的现象非常普遍。在“言语行为理论”中话语暗含是指与言外行为有关的意义；在“会话含意理论”中话语暗含是指与“话语”相对的话语的“含意”；在“关联理论”中话语暗含是指与“明说”相对的隐含的意义[6]。

“言语行为理论”是当今语用学的一种重要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交际中的人们都是在以言行事，是通过语言这种形式来完成一定的行为，比如，陈述、请求、命令等。奥斯丁（Austin）认为，人们说任何一句话都要同时完成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这三种行为[7]，其中言内行为属于语言范畴，而言外行为是通过一定的话语形式所暗含出来的。对于诗歌语篇而言，其语言高度凝练而含蓄，诗歌语言所传递的言外之意就是诗人的言外行为。

“会话含意理论”是美国语言学家格莱斯（Grice）以会话为研究对象而提出的，但会话含意的基本原理同样适合于诗歌语篇的分析和解读，因为诗歌语篇实际上也作者与读者的一种会话，是诗人运用诗化的语言与读者进行交流和沟通的一种书面的会话形式。

“关联理论”更关注听话人的推理行为，它立足于认知学的角度，认为语言交际是一个认知过程，必须依靠推理来进行，因为在说话人的话语中，既有明说的部分，还有隐含的意义，这种隐含的意义就是话语暗含，需要听话人的推理才能准确地把握和解读。

诗歌的语言是一种“隐喻式”语言，“隐喻”其实就是指诗歌语篇的话语暗含来说的。欣赏诗歌需要深究诗歌语言所暗含的深意，才能真正洞彻诗歌语言背后的深刻内涵。汉代的文人五言诗有着丰富的话语暗含，班固的《咏史》明说的是咏缇萦救父的历史史实，暗含着自己遭罪陷狱却无人搭救的人生感慨；蔡邕的《翠鸟》明写一只从捕鸟人设下的机关中侥幸脱身，落在庭院石榴树上的翠鸟，希望这株石榴树成为自己真正的托身之处，暗含着作者自己企图远祸全身的念头；相传为班婕妤所作的《怨歌行》明写团扇唯恐秋天到来被主人弃之不用，暗含着作者对自己地位的担忧，反映了封建社会处于从属地位的女子的深重哀怨。

在上文，我们探讨过汉代文人五言诗的前景化设置和其交际意图的表达。从其前景化的设置来看，作者凸显游子与思妇的形象，一方面表现失意文人对仕途的追求，另一方面表现他们仕途失意或追求仕途而不得之后对爱情的渴盼，政治理想的破灭，人生价值无法彰显，拥有一份美好的爱情也是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后选择。

从话语暗含的角度来看，汉代文人五言诗中的游子诗更多的是“明说”，是通过对他们仕途失意之后的苦闷的抒写来表达他们对仕途的追求。而其中的思妇诗则有着丰富的言外之意，笔者认为，这些思妇诗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作者追求仕途的寄托之作，这正是汉代文人五言诗中的话语暗含。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国的古典诗词有着比较深远的比兴寄托的传统，《诗经》首创了比兴的写法，屈原在“楚辞”中则开创了以男女之爱喻君臣关系的比喻和象征手法，从此，这种比兴寄托的手法几乎成了中国古代文人骚客常用的一种文学表达方式，成为中国古典诗词当中一种颇有深意的“话语暗含”，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独特的现象—男子作闺音，因为许多思妇和弃妇形象是男子的代言，所以，这些形象就成了中国古典诗词中具有独特象征和隐喻意义的符号系统。汉代文人五言诗中一系列的思妇诗正是继承了屈原香草美人的话语系统，暗含了东汉时期失意的文人们对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的无限忠诚和对皇权的人生依附。

张衡的《同声歌》描写了一位谨慎勤勉、克己真诚、温柔体贴的妻子形象，诗歌当中的女子对丈夫既崇拜又畏惧，伺候丈夫小心翼翼，认为只有竭尽“不才”之力才是“贱妾”的职当。对此，郭茂倩在《乐府题解》中说此诗是“喻君子之事君”[8]，袁行霈认为这首诗“措辞奇妙，兴寄高远”[9]，游国恩也认为“《同声歌》用新婚女子自述语气，可能有所寄托”[10]，这里所说的“喻”、“兴寄”、“寄托”其实都是指这首诗的话语暗含，诗歌表面上写女子对丈夫的挚爱与忠诚，暗含着作者对当时最高统治者“国君”的忠心耿耿，可见张衡在离馋遭毁的郁郁之中仍然在向“国君”表白自己的忠心与谨慎。

《行行重行行》用“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表示思妇与“君”相距距离的遥远，暗含了诗作者与“国君”距离的遥远，而“浮云蔽白日”则暗含了国君可能被佞臣蒙蔽而远离了忠臣的猜测。“衣带日已缓”、“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看似写思妇对游子的相思，实际上暗含着失意的仕子们对上层统治者重用自己、提拔自己的渴望。“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蕴含着作者失意之后的坚定与执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青青河畔草》描写了一位体态丰腴、红妆艳服、容光照人的年轻女子，作者连用六个叠音词“青青”、“郁郁”、“盈盈”、“皎皎”、“娥娥”、“纤纤”等，从仪态到容貌、从整体到局部，极写女子的美丽出众，她的出众的容貌正是诗作者出众才情的隐晦表达，就象唐代朱庆余的《近试呈张水部》中那位盛装打扮的新娘，实际上是朱庆余的自比，以此来试探考官张籍自己的才情如何。《青青河畔草》中这位容貌靓丽的女子手扶窗棂、引颈远望，她在望什么呢？诗歌表面上写这位女子望眼欲穿，渴望丈夫的回归，实际上则暗含了作者渴望有朝一日被皇上重用，彰显自己的才情，以博取自己的功名的交际意图，而最后一句“空床难独守”则形象地表达了自己得不到重用和提拔的孤独失落之感和怀才不遇的抱怨。

《涉江采芙蓉》中那位采芙蓉的女子发出的叹息是“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这声叹息也正是诗歌作者渴望进入朝堂而不得、感觉仕途茫茫的慨叹，“同心而离居”表达了自己对皇上的忠心却得不到重用的遗憾。无独有偶的是《庭中有奇树》同样刻画了一位折物相赠的女子，“将以遗所思”，但“路远莫致之”，这里的“所思”仍然是失意的仕子们所朝思暮想的“国君”，而“路远”则表达了自己仕途之路的遥遥无期。

《冉冉孤生竹》中柔弱的竹子结根“泰山”（大山）、兔丝攀附女萝，是中国古代特殊的君臣关系的象征，是臣子对国君依附关系的再现，诗歌以此来比拟女子对男子的忠贞不二和依附的心态，正暗含了古代士人在仕途和宦海中对国君的无限忠诚和对皇权的人身依附。诗歌以女子之口抱怨“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言外之意失希望国君早日赏识自己、提拔自己、重用自己，最后再以含英扬辉的蕙兰花自比，说明自己满腹才华，希望能早日为君为国尽忠。

《迢迢牵牛星》以牵牛和织女的神话故事入诗，表面上写夫妻离别之苦，但联系到东汉末年士人们游宦成风，联系到汉代文人五言诗中士人们“回车驾言迈”、“驱车上东门”、“游戏宛与洛”等求仕的行为，我们可以探知这首诗歌语言背后所暗含的对仕途的渴慕与求仕不得的痛苦，那“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又焉能不是士人们与利禄功名之间可望而不可及的真实写照？

《凛凛岁云暮》中的思妇“独宿累长夜，梦想见容辉”，从明说的角度看，这里的“容辉”是丈夫的容颜，但从话语暗含的角度看，这里的“容辉”又是仕子们所朝思暮想的“君王”的容辉。“愿得常巧笑，携手同车归”表面上写思妇希望被丈夫迎娶，两人携手同车而归，其实又暗含着作者希望被国君赏识，同朝共事，以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交际意图。“引领遥相睎”表达了士人们对仕途的渴慕，写出了士人们对国君的翘首以待。

《孟冬寒气至》和《客从远方来》似乎是一对姊妹篇，刻画了两位对夫君忠贞不二的思妇形象。一个“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孟冬寒气至》），一个坚信“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客从远方来》），这里思妇对丈夫的忠贞也正是士人们对国君忠诚的曲折表达，是诗歌的言外行为的隐晦流露。

《西北有高楼》和《东城高且长》中分别有两位佳人，一个“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一个“当户理清曲，音响一何悲”。这两位绝色的佳人通过音乐所发出的孤独悲苦的诉说，也正是作者知音难觅、怀才不遇的抒发，是作者渴望被人赏识、被人重用的交际意图的曲折表达。

从以上所分析的诗歌中的话语暗含可知，思妇形象成了汉末“游子或男性作者精神和情感的影子”[11]，这其中既有客观的社会原因，也有诗人们主观的因素。

从客观上来看，中国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君臣关系使男性的政治处境和女性的社会地位极其相似。早自孔老夫子就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西汉董仲舒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原则，其中的“君为臣纲”强调了臣子要绝对服从于国君，所以，在当时的社会序列中，君臣之间是一种无法逆转的依附与被依附、从属与被从属的关系。国君具有绝对的主动权和支配权，而臣子则完全被剥夺了个人的自主权和支配权，只有绝对服从的权利和绝对执行的义务，就如同封建社会中没有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的女性必须绝对从属于男性一样，于是，许多失意的文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借思妇和怨妇之口来曲折地表达对最高统治者的忠诚与依附，隐晦地表达自己追求仕途、渴望求仕成功的政治理想。

从主观上来说，由于中国古代文人自身所处的弱势地位，再加上有些诗人自身气质上的女性情结，他们主观地以为女子的柔弱无依和附属地位本身更会引发世人的同情，所以借女性之口的抒发更能引起读者心理上的共鸣，从而更好地实现诗歌的交际意图。

总之，汉代文人五言诗通过前景化的设置和话语暗含表达了作者丰富的交际意图，这需要读者既要探讨诗歌字里行间的丰富内涵，还要深究隐藏在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和弦外之音。更重要的是，这些交际意图既具有共时性，还具有历时性，也就是说，汉代文人五言诗中的交际意图不仅指向当时汉代的读者，还指向自这些诗歌产生以来的所有读者，也正是因为汉代文人五言诗的交际意图既具有共时性还具有历时性，才使得这些诗歌历久弥新，千百年来始终引起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始终充满永恒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 张德禄. 语言符号及其前景化. 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4（6）。

[2] 刘小妮、涂靖.试论前景化和交际意图的传递.哈尔滨学院学报，2008（1）。

[3] 宋彪.从卡明斯的诗歌看前景化和交际意图的实现.美中教育评论，2008（5）。

[4] 陈小红.汉语交际中话语暗含的语用学解释 [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09（3）。

[5] 顾芸英.交际能力与语用学原则[J]．外语教学与研究，1986（3）。

[6] 刘淑丽.汉末文人五言诗中的思妇[J〕.晋阳学刊，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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