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柳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对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如何处理理论研究中的“西方性”与“中国特色”之间的关系，便是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特别是在当前国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中，这个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突出。正如钱乘旦先生所言，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快速变化，某些曾经广为流传的西方理论正遭遇现实变化的重大挑战，开始发生动摇。针对这些变化，我国学术界如果缺少敏感，不善思考，盲目追随外国理论，一味重复那些正在动摇的说法，就会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既不能适应正在变化的现实，又不能摆脱拾人牙慧的困境，从而在整个世界都急盼出现新理论的时刻，再次丢失发展的良机。正是基于此，我们认为，理论工作者首先必须直面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从宏观上把握当代社会发展的方向，进而为建立“中国特色”的理论范式提供方法论基础。

     “事实”与“解释”的反差

    当前我们国家的很多问题，根本就无法简单套用西方的某些理论来解释。但同时，中国的理论家们也没有生产出出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比如弥漫于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西方理论直至今日也没有解释，无法应对，但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应对了，中国的经济学界却没有提出具有说服力的诠释性理论。再比如，中国的改革开放所创造的经济奇迹，西方的主流社会理论无法提供答案，但我们自己也没有拿出自己的理论。经济领域如此，其他领域也同样如此，比如中国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等。

实际上，在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中借鉴西方的研究方法做出一些成果不难，但是真正切中现实，提升理论层次，却需要艰深的理论原创性。否则始终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经济学与法学研究中，很多有识之士已经体会到了西方社会科学运用于当前中国现实的有效性及其限度。

 如黄宗智先生就认为，西方主流形式主义理论大多把现代早期以来的西方设想为单向整合于资本主义逻辑的社会，但是明清以来的中国实际明显不符合这样的逻辑，而进入近现代，在西方帝国主义冲击之下，也仍旧如此，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由于现代西方的势力和理论一直主宰着全世界，中国（以及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主要使用西方理论来认识自己，结果把实际硬塞进不合适的理论框架。结果出现了众多难以自圆其说的“悖论”现象。如何正视这个“悖论”并且突破这个“瓶颈”，便是当前知识分子不得不经常面对的问题。

     “突破”与“推进”的方向

    “突破”的关键在于理论内核必须进行原创意义的推进，在借鉴各类成果的基础上，首先从基础理论进行创新，重新规整学术研究的对象、方法与思维方式，以建构切合当代中国现实的科学理论为共同目标。

     但具体而言，突破这个瓶颈不仅仅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任务，也需要与人文科学的联手，更需要与自然科学工作者的交流。但是，与社会科学种种实证化的研究相比，当前人文科学的研究却缺乏发展的动力与检验的标准，长期停留在简单引介、翻译当下西方时髦的著作，推广一些貌似流行的观点，却没有考虑过这些理论在当前中国的现实性与可操作性问题。这就使得这些所谓的研究成果无法在现实生活中产生影响力，尤其是在批判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旗帜下还简单地拒绝了社会科学领域中极有意义的研究成果。例如，在当前经济学研究中，如何看待数学模型的意义，至今众说纷纭。有人认为，经济学是一种经验性科学或理论, 它的目的应该是解释现在的经济现象和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及预测未来经济运行的状态或规律。如果大量充斥于经济理论中的这些高度抽象的经济学模型, 其基础是一些不现实的假设和在此模型下的大量数学证明, 只能说明经济学地发展已经停滞。到底如何看待经济研究中的数学方法及其人文关怀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广泛争论，但是至今缺乏有效的应对方案，亟待具有原创意义的突破。
　  正是由于缺乏深层次的、宏观上的理论“突破”，大多数理论研究还是停留在事实的收集与简单的归类层次，而没有高层次的“提炼”与“凝聚”，当前的理论研究中普遍出现了“两张皮”现象：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无法凝聚、提炼与抽象，形成具有中国时代特色的理论形式，而始终停留在一些空洞的、貌似专业的对策与建议上面，未能揭示事情之所以然；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缺乏与现实进行沟通的渠道与桥梁，研究者满足于脱离现实的自娱自乐，根本不去关心所谓研究成果的“水土不服”问题；自然科学研究强调本领域研究的中立性与客观性，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视为主观的、非科学性的“意识形态”，忽视了人类生活的整体性与交融性。

      伟大的变革呼唤“中国特色”的理论

综上所述，理论研究在当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也具有很多机遇。要真正走出困境，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范式，关键在于打破学科界限，在理论与现实的关系中，寻求理论的功能与边界，进而实现基础理论的原创性推进。  

从这个意义说，如何处理理论与现实之间、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便是一个需要从哲学上厘定的问题。学科分类与研究范式的多元化是现代科学发展的需要，但是对于一个与西方的科学传统与民主传统迥异的国家来说，中国的现实问题却需要理论研究者具有足够的理论自觉，而不是简单照搬一些现成的研究方法。目前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道德冷漠、社会矛盾尖锐与贫富差距扩大等现象，并不能简单归因于任何单一的理论解释，而需要各个学科的研究者联合起来，真正构建一种独具特色的理论模型。这种模型既不挟洋自重，也不唯我独尊。其根本之处在于为中国的发展提供理论的坐标，以在理论层次上为其定位与导航。

 

（作者系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博士生，天津商务职业学院公共课部讲师。）